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潜规则: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--笑话天道

  我在一个搞收藏的朋友家里,见过明朝正德年间(1506-1521年)的圣旨真品。一卷明黄色的丝织物,平滑精美厚实,上面写着极漂亮的楷书。劈头第一句话就是:"奉天承运皇帝制曰"。那下面的文字,当然都是传达天意了。
  "奉天承运"这个意思,在圣旨出宫的仪式中得到戏剧性的体现。明朝的制度规定,颁布诏书时,要将诏书装在盒子里,用绳子吊着,从承天门上缓缓放下去,就好像圣旨从天而降,下边则有人跪接。明朝的历史学家余继登在《典故纪闻》卷十四里还讲了一个故事,说成化四年(1468年)秋天,负责办这件事的人不认真,降旨的时候绳子断了,装着诏书的盒子摔坏了,于是有御史参劾,要求将此人治罪,皇上竟饶了他。当时的人们都感叹皇上宽大。
  我猜想,既然有这种仪式,承天门上一定还会有某种往下放绳子的沟槽,而且位置一定在承天门的正中央。承天门就是今天的天安门,名字是清朝建立后改的,但模样并没有改。如今天安门却作了很多修整,更高了也更大了,正中央早已改换成了扶手,沟槽肯定是寻不着了。
  奉天承运,粗略地意译为现代用语,大概就是遵循历史规律、体现或代表了历史规律的意思。当然这么翻译显然有点勉强,"奉天"所奉的天道,乃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共同遵行的规律,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。但是现代人不像古人那样讲"天人合一",除了"历史规律"之外,我在现代观念体系中找不到结构上同位、功能上对应的更恰当的概念,只得硬译一句。就好像历史规律运行一样,天道运行也是有阶段性的,国运昌或国运衰,三阶段或五阶段,初级阶段或高级阶段等等,运行的每个阶段上都有要承当的特定历史任务,这是命中注定,早已由某大师算好,等闲人更改不得的。
  "奉天承运"这四个字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改定的。吴晗先生在《朱元璋传》里说,在元朝,诏书开头的套语是蒙古语的音译”长生天气力里,大福荫护助里",文言译作"上天眷命"。朱元璋以为这口气不够谦卑,改为"奉天承运"。
  仔细品一品,朱元璋这话确实谦卑了许多。"上天眷命",很容易给人自作多情的感觉--天凭什么单单眷恋你?而朱元璋就不自作多情,他尊奉天道,代理天道,体现天道,如此恭敬行事,天还会找别的什么人当代表么?
  "代理天道"云云,并非我凭空瞎说,朱元璋的自我感觉正是如此。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,朱元璋感觉忙不过来,便指示秘书班子帮助他严格把关,朱元璋指示的第一句就是:"朕代天理物"。朱元璋死后,他的后代给他上的尊谥长达21个字,开头两个词便”开天行道"。此后的明朝皇帝,除了半截被人夺了权的建文帝、景帝和崇祯帝之外,每位名字之前的17个字的尊谥里,最前边的两个词必定是谈天说道的。譬如定陵地下宫殿埋的那位很贪财的万历皇帝,其尊谥就是"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",17个字,前两个词就赞扬他合乎天道的规范。
  总而言之,皇上是真命天子,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天道。天道是神圣至尊的东西,一个人代表了天道,他的神圣至尊自然也就毫无疑问了。
   

  正德皇上朱厚照,就是我在朋友家看到的那卷圣旨的发出者,闹出过许多笑话。
  明朝正德十四年(1519年),正德皇上南巡到了扬州,兵部左侍郎(国防部副部长)王宪,抄发了皇上的一个命令通告天下。通告说,养猪杀猪本是寻常事,但是今年正是我的本命年,而且猪与朱姓同音,再说吃猪肉也容易长疮生病,很不妥当。因此通告各地,不许喂养猪、买卖猪和屠宰猪。如果故意违抗,本犯及一家老小,发配最远的边疆充军,永远不许回来。
  命令一下,各地的老百姓纷纷杀猪,肉多了一时吃不了,便纷纷腌制贮存起来。这条命令显然执行得不错,到了第二年春天,孔庙的祭祖典礼要用猪的时候,果然找不出一只猪,只好以羊代替。
  这则逸事见于明朝人沈德符写的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一。为了追根溯源,沈德符同时讲了两个这样的故事。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杀狗的。
  宋徽宗崇宁年间(1102年-1106年),谏官范致虚向皇帝提了一条建议,说陛下生肖属犬,人间不宜杀犬。宋徽宗接受了这个建议,严令禁止屠狗。沈德符说,这已经成了古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,没想到本朝又出现了。
  我想,如果不提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,可笑的不过是二位皇上。如果联系到天道,可笑的就是天道或者"皇上代表天道"这种说法了。皇上代表天道的说法恐怕属于特大号的胡说八道。如果不这样解释,我们就只好承认,天道在二位圣上当政的时候变成了猪道或者狗道,这未免又有亵渎天道之嫌。当天道的解释权和代表权固定在某个具体的人的身上的时候,天道的笑话是经常发生的。三五百年的时间抵挡不住我们深厚悠久的传统。
  明末张献忠造反,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,年号大顺。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形容这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。用"杀人如麻"这四个字形容张献忠,显然力度不够。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,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,"分屠各州县",名曰"草杀"。上朝的时候,百官在下边跪着,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,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,这叫"天杀"。他想杀读书人,就宣布开科取士,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。
  我读到《明史》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上的这些描写的时候,曾经怀疑写史的人蓄意污蔑农民起义的领袖。这也是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提醒我们警惕的东西。后来,偶然看到一些四川县志上的户口记载,得到佐证,才不得不怀疑我自己的怀疑了。民国《温江县志》卷一上说,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,"人类几灭"。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(1659年)清查户口,全县仅存32户,男31丁,女23口,"榛榛莽莽,如天地初辟"。民国《简阳县志》卷十九:"简州赋役,原额人丁8495丁,明末兵荒为厉,概成旷野,仅存土著14户。"这些都是政府为征税而做的统计,后边有实际利益督着,数字有误差也不至于差得太远。(1)
  张献忠凭什么理由进行这等规模的大屠杀呢?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,有张献忠立的七杀碑,上边刻着他的理由:
  天生万物以养人,人无一德以报天,杀杀杀杀杀杀杀!
  原来,大屠杀也是以天道为根据的,而且仔细想想,张献忠的推理并未违反逻辑。天道居然可以被合乎逻辑地打扮成这副凶相,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。
   

  在代表天道的问题上,曾有"民"从中插过一杠子,企图削弱皇上的代理权,惹得皇上很不高兴。这个拿民惹怒了皇上的代表,就是儒家的亚圣孟老先生。
  洪武三年(1370年),朱元璋当了三年皇上,脾气渐渐大了。皇上"审查"孟子的著作,发现其中有许多对君主不够尊重的地方,大发脾气,对人说:"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,非严办不可!"遂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,将孟子逐出孔庙。后来有人替孟子求情,说他讲的道理基本上还是对皇帝有好处的,才恩准孟子回到孔庙。(2)
  洪武二十七年,朱元璋特命老儒刘三吾编孟子节文,删掉了《孟子》中85条皇上不喜欢的内容。下边我摘录一些被删除的内容,看看究竟什么东西惹怒了皇上。
  1."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"(尽心篇)孟子说民比皇上贵重,皇上不高兴是可以理解的。
  2."左右皆曰贤,未可也;诸大夫皆曰贤,未可也;国人皆曰贤,然后察之,见贤焉,然后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,勿听;诸大夫皆曰不可,勿听;国人皆曰不可,然后察之,见不可焉,然后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杀,勿听;诸大夫皆曰可杀,勿听;国人皆曰可杀,然后察之,见可杀焉,然后杀之。故曰,国人杀之也。如此,然后可以为民父母。"(梁惠王)孟子在这里把皇上用人和杀人的权力削弱了,需要获得大夫和国人的认可,朱元璋显然有理由不赞成。
  3."桀、纣之失天下也,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,失其心也。"(离娄)孟子这话的意思也很可疑:究竟这天下是天给的,还是民给的?正确的说法,应该是天子代天理民--代表历史规律领导人民前进。
  4."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。"(万章)孟子竟然把天的耳目安装到民的身上,如此说,真命天子的耳目又该往哪里摆?
  5."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。"(离娄)这分明是宣扬造反有理了。
  总之,我看朱元璋与孟子的核心分歧,就是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。至于天道究竟是什么,应该由谁来代表,无非是这个问题的哲学性表述,就好像"两个凡是"与"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"的著名争论一样。用"讲政治"的方法来讲这个问题,一切就显得很明白:究竟是人民听天子的,还是天子听人民的?
  我感觉自己讲政治讲出了一点毛病,再往回找一句:孟子并不是民主主义者,那不是中国圣贤的发明。中国圣贤发明的叫"新民主主义",孟子不懂这个。但孟子很明白"无君子莫治野人,无野人莫养君子"的道理,很清楚"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"是"天下之通义"(滕文公)。孟子无非是想强调一下,治野人也不能乱治,不能任性胡来,要守一定的规矩,不然就有翻船的危险。奈何皇上"无法无天"惯了,不喜欢"规矩"之类的东西。
   

  朱元璋粉碎孟子进攻数年之后,撒手西归,他的儿子朱棣又在天道与民心的问题上犯了一回糊涂。当时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即位,开始削藩,燕王朱棣感觉到了威胁。道衍和尚姚广孝密劝朱棣举兵造反,和尚与真命天子之间有一番对话。
  朱棣问:民心向彼,奈何?
  和尚曰:臣知天道,何论民心?
  姚广孝后来推荐了两个算卦的见朱棣。如此这般地推演一番,闹明白了天意赞许的东西,于是朱棣下了反叛的决心。推翻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,自己当了皇帝。(3)
  由此可见,真命天子一时急糊涂了,竟忘了天道与民心并不是一回事。有了天道,民心大可不论。而天道是可以卜筮的,从夏商周三代起,就有了一套凭借卜筮手段领会和理解天道的办法。请注意,这里凭借的是卜筮,而不是民意调查。这是一套遇事查书本找指示的神秘方法。如果皇上本人就是这套书本和指示的作者,竟连卜筮和查找都不必用,开口出来的自然是天音,表达的自然是天意。
  说了这么多,我努力想证明的其实就两句话:第一,天道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叫法,譬如天命天意或者历史规律,但在深层结构上这两者是一回事。第二,天道或者历史规律与民心或者人民利益完全可能出现冲突,这时必定要遭遇究竟谁服从谁的问题,皇上们的固定看法是人民服从天道,因为他本人就是天道的代表。
   

  无论如何,天道毕竟不会自己说话,一定要有个什么代表。既然皇上和起义领袖都未必称职,天道的代表权到底应该归谁呢?
  在这个问题上,西方人也有过争论。他们的问题是谁能代表"上帝"。天主教宣称教会代表了上帝,准确点说,是垄断了人类与上帝沟通的渠道。凭借这种垄断,那些组织严密的人类先进分子就干出了许多贪污受贿的事情,把他们的追随者激怒了,结果就产生了直接与上帝交流的观点,说上帝就在平民百姓的心里,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,用不着那些出卖灵魂的家伙当代理。这就是新教从天主教分裂出来的历史故事。
  后来,在政治领域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,议会诞生了,各色人等都在议会中得到代表,替他们立法。这个代表们搅在一起立出来的法,作为各方利益合纵连横出来的结果,大概就好比试验室中模拟出来的天道了。当然,谁也不敢保证模拟得丝毫不差,可是现在似乎还没有发明比这种模拟更高明的寻求大道的办法。我们可以拿这种办法与皇帝代表大道的信念比较一下优劣。像正德皇上那样的人,满肚子山珍海味,满脑袋歌儿舞女,让那些雄性激素和别的什么激素模拟工农商学兵和各族同胞,难道真能搅出一个天道来,而且比议会里搅出的东西更高明?这真是奇怪之极的幻想。
  皇上可以代表大道的高论,在清末民初就有很多人不信了。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。民国号称是人民的国,偏偏不肯让人民当家作主,说要经过"军政"和"训政"这两个历史阶段之后,才能"还政于民",实行宪政。这套说法的理论根据是三民主义。主义云云,听起来很像是天道的变种。中国共产党人揭穿了这套说法的真实面目,说它的本质是为一党独裁和蒋家王朝的专制打掩护。(4)当然,这种揭露是很深刻的,但我觉得,宣称自己是老百姓的代理人,而且是临时代理人,总比宣称自己是天道的代表进了一步。毕竟他失去了可以永远领导老百姓的借口,失去了永远也不还政于民的理由。

  注:

  (1)转引自鲁子健:《清代四川财政史料》上册,第10页。
  (2)转引自吴晗《朱元璋传》,第188页,人民出版社。
  (3)《明史》卷一百四十五,姚广孝列传。
  (4)参见笑蜀编:《历史的先声--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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